两万余吨垃圾直接倒入长江 “长江口垃圾倾倒案”10人受审
2016年12月中旬，长江太仓段水域现大量漂浮垃圾，污染数十公里，并伴有恶臭，严重威胁长江口饮水安全。因抛洒地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游， 2016年12月19日，太仓市启动供水突发重大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该市两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分别被迫中断取水超过48小时45分钟和55小时。检察机关指控称，2016年4月下旬，浙江省桐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获得为期1年的浙江省海盐县生活垃圾外运处置业务。当年8月至12月间，天顺公司负责人、股东倪炳某，股东周文某伙同公司其他人员，为共同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被告人张某、洪小某等人（另案处理）无生活垃圾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合法处置成本的价格，将生活垃圾交由张某、洪小某等人处置，其中两万余吨生活垃圾被直接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两万余吨生活垃圾被运至浙江湖州、安徽等地非法填埋。经鉴定，该生活垃圾为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固体废物，其中挥发酚超标80倍至32200倍不等。经测算，抛入长江的两万余吨垃圾和非法填埋的两万余吨垃圾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逾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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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吨垃圾倒入长江，治理垃圾异地倾倒真的束手无策？
2017-12-18 22:03 来源:澎湃新闻精选
原标题：3万吨垃圾倒入长江，治理垃圾异地倾倒真的束手无策？
澎湃评论员 西坡
据媒体报道，2016年12月，长江太仓段江面被垃圾铺满。一年后，江苏、浙江两地有关检察机关相继对这一生活垃圾非法倾倒案提起公诉，一条以生活垃圾为“资源”，套取垃圾处置费谋取暴利的犯罪链由此被揭开。
经调查，这批垃圾主要来自浙江嘉兴的海盐和海宁。仅有据可查的量，就有3万吨垃圾被抛入长江，实际数量可能远多于此。长江这条母亲河，既是重要的航道，又是许多沿江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垃圾倾倒的危害性可想而知。
近年来，垃圾异地倾倒事件屡见不鲜。各界人士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加强基层执法、提高处罚幅度、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等等。但很多建议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障碍，比如基层执法力量普遍薄弱，部分乡镇只有一两名环保人员；修订法律需要时间，远水不解近渴；垃圾分类由于涉及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更非一日之功。
这些长时段的环保工作固然需要加紧排上日程，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从垃圾倒入长江一案的细节看，治理垃圾异地倾倒未必如想象中那么困难。
这起案件存在一系列弄虚作假。比如在垃圾外运的招投标环节，中标的公司没有垃圾处置能力，却能签署《生活垃圾委托处理协议》。之后垃圾果然被层层转包，最后的“接盘侠”只能非法倾倒才能获利。垃圾处置后领取垃圾处置费，需要垃圾焚烧或填埋单位出具证明，调查发现相关证明系假造，钱却发了出去。
如果说垃圾转运过程难以监督，那么垃圾产生和接受处置的前后两端是容易监督的。尤其是前端，落实明确“卖主”的责任，就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一线办案人员痛心疾首地表示：“无论是在招投标环节，还是在领取生活垃圾处置费环节，只要相关地区环卫部门严格审核，哪怕只是给垃圾接收处置单位打个电话询问一声，都能发现这些垃圾没有运往其应该运到的地方，都能避免案件的发生。”
在信息时代，打个电话有那么难吗？归根结底还是责任心的缺失，以为垃圾只要离开自己地界就万事无忧了。这种懒政思维是垃圾倾倒“以邻为壑”频发的根源。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垃圾转运的全程追踪很快将不再是难事。但技术不是万能的，明确责任主体，才有利于技术发挥最好的效用。
“谁产生垃圾，谁负责到底”应该成为共识。一个地方的垃圾如果本地不能处理，本地相关部门也有义务从头盯到尾。垃圾非法倾倒、掩埋，中间环节的黑心商人自然要依法惩治，对垃圾的“卖主”也要追责。
由于“输出”垃圾的通常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垃圾非法倾倒、填埋的地方，要么是人迹罕见的省市边界区域要么江河湖泊之类“公地”，抓源头比抓末端更公平也会更有效。这样也能倒逼经济发达地区下大气力提升本地垃圾处置能力。
长江口垃圾倾倒案9人被判刑：曾倒2万多吨垃圾入长江
据新华社12月21日报道，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21日在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三名主犯倪某、周某、张某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五年、四年三个月，并处一百万元至四十万元不等罚金。被告人成某等从犯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并处五万元至六万元不等罚金。
2016年8月至12月间，浙江省桐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某、管理人员周某伙同公司其他人员，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被告人张某、洪某等人无生活垃圾处置资质、部分垃圾未正规处置情况下，仍以明显低于合法处置成本的价格将生活垃圾交由上述个人处置，对垃圾处置方式及结果不监管，最终导致26船共计20088.89吨生活垃圾被直接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65船共计22832.83吨生活垃圾被运至浙江湖州、安徽当涂等地非法填埋，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后果。
2016年12月19日，江苏省太仓市集中式饮水水源第二水厂长江取水口取水中断48小时45分、第三水厂长江取水口取水中断55小时。事发后，太仓市政府、上海崇明区政府等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相关垃圾进行应急处置。涉案垃圾被非法抛江或非法填埋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打捞或挖掘、清运、处置及环境修复等费用，金额以千万元计。
经鉴定，涉案生活垃圾属于有毒有害物质。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告人不同程度参与、实施长江中倾倒垃圾或土壤中填埋垃圾，数量成千上万吨不等，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从时间上来看，本案被告人将垃圾抛入长江与太仓市第二水厂、第三水厂取水中断有一定因果关系，属于法律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常熟市人民法院21日一审公开宣判，对主、从犯作出上述判决。
因为一个黑色利益链的存在，被无节制的倾倒到长江水之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海宁市检察院的起诉书称，在海宁市，2016年11月至12月期间，有14船次、共计9700多吨生活垃圾从当地彭墩码头运出。这些垃圾最终被相关涉案嫌疑人直接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等地。在海盐县，2016年8月至12月期间，有26船次、共计约2万吨生活垃圾从当地黄桥码头运出，这些生活垃圾同样被直接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等地。
一方面这么多垃圾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倾倒长江，这会对长江的水质产生严重的影响。谁都知道，垃圾的成分是鱼龙混杂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物质，如果直接倒到水里面，水质会严重下降，不仅会影响在水中的各种生物的安全，同时对于两岸人们的饮用水也构成了污染。
另一方面，垃圾倒入水中，还威胁行船安全，很多的垃圾在水中并不会直接的溶解，而是就这样悬浮在水里面，有时候行船会遇到垃圾堵塞，还有有的活倒也会被垃圾填塞，从而影响正常的通航。甚至因为如果把垃圾卷入到螺旋桨中，就有可能导致有一些船只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就抛锚啦，一不小心就会引发撞船等安全事故。
总之，直接将垃圾倒入长江中，一方面影响了长江的水质，另一方面还直接影响了航行安全。
央视：千吨垃圾倾倒长江黑手背后是黑心！(图)(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长江口有垃圾船倾倒大量来自浙江嘉兴的垃圾，绵延数千米。究竟是谁把垃圾倒在了长江，目前长江水域的水质情况如何？
江苏省太仓海事局于18日查获两艘涉事货船“鲁济宁货4155”和“长虹机568”。涉事轮船从浙江海盐装载了近2000吨生活垃圾，行驶至长江太仓段进行非法倾倒。事件发生后，江浙沪三地联手开展清污排查工作，江苏太仓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关闭长江水源地取水口，启用应急水源。目前，浙江警方抓获11名长江口非法倾倒垃圾涉案人员，案件正在全力侦办中。
△12月23日，长江江苏省太仓段江堤，生活医疗垃圾绵延数十公里，污染严重。图自视觉中国
近2000吨垃圾倾倒长江作案时关闭船上导航系统
两艘垃圾船的落网，勾勒出一条“浙江-安徽-长江口”的垃圾偷倒路线。查获两艘涉事货船“鲁济宁货4155”和“长虹机568”本航次与浙江省桐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垃圾运输合同，双方货物运输协议上要求将垃圾运送至安徽省枞阳县同城盛运环保电厂。
两船在浙江海盐黄桥码头将共计约1900吨垃圾装船，由于种种原因，枞阳的环保电厂未接收垃圾。在抛锚滞留近一个月后，两船又按照甲方公司要求开往铜陵水域抛锚等待卸货，但同样未成功。12月14日，两船返航开往南通。17日晚9点，当行至长江太仓段白北水道时，两船关闭AIS设备（船舶定位系统）、航行灯，利用浮吊将两船装载的1900余吨垃圾全部卸入长江。这意味着，当他们作案时，其他船的导航屏幕上这艘船“不存在”。
△太仓海事局查扣往长江偷倒垃圾船只
江浙沪地区非法垃圾倾倒事件频繁发生
2016年6月下旬，多艘上海运输船将散发臭味的垃圾倒在苏州太湖西山岛上，被倾倒垃圾超两万吨；
△大量来自上海的垃圾，被偷运、倾倒至苏州太湖西山岛。图自视觉中国
2016年7月14日，两艘装载垃圾的船只，在南通的新江海河苏州路南侧河西地段倾倒5600吨垃圾。
这只是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关注的众多案例中的两起，跨地非法倾倒垃圾事件为何屡禁不止？偷倒垃圾，为何堆成山了才被看见？
央视评论
污染物漂浮，垃圾拍岸，不敢相信这就是母亲河长江的遭遇。然而，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就在人们眼前发生。城市垃圾问题日益突出，以邻为壑、异地倾倒，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摆脱垃圾困境的一种“突围方式”。
异地倾倒垃圾的黑手缘何斩不断？
异地倾倒垃圾的黑手背后，是逐利的黑心。从个人和企业而言，把垃圾运走后随意倾倒，能够使自己的金钱利益最大化。目前，垃圾处理费用基本由两部分组成：转运费和处理费。当不法企业或个人把垃圾跨省转运并随意倾倒在江河湖泊时，不法人员把垃圾处置成本降到了最低，获利更加丰厚。正是由于对利润的追逐，造成了异地倾倒垃圾屡打不绝的局面。
把万吨垃圾倒在长江口
垃圾处置的 " 跨省模式 "
2016 年 12 月 17 日晚，" 鲁济宁货 4155" 与 " 长虹机 568" 到达长江的入海口附近太仓至崇明江段时，气温跌破 0 ℃，风急浪高，但两艘船仍然关闭了船灯和避碰设备。四下漆黑，只有雇主为他们安排的浮吊船在此等候。
在浮吊船的帮助下，两艘船上装载的 1900 吨垃圾被尽数倒入水中。次日早晨，船员在附近的码头被江苏省太仓市海事局的执法人员抓获，此次垃圾偷倒长江口事件随之曝光。
根据 2017 年 2 月 14 日浙江省检察院发布的通报，自 2016 年 11 月起，便有满载垃圾的船只出没此地，进入这一水域的垃圾总量达万吨以上。长江两岸每日涨潮，大量生活垃圾被冲上江岸，在太仓与崇明沿岸形成壮观的垃圾带。另有垃圾或沉入水底，或在江面漂浮。事发地靠近上海和太仓的饮用水源地。
这么大量的生活垃圾从何而来？为何会有人置显而易见的环境污染后果于不顾？事件背后，是整个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缺口，以及处在监管真空的垃圾跨省转运链条。
2016 年底陆续偷倒长江口的生活垃圾，来自浙江省嘉兴市下属的海盐县与海宁市。根据浙江检察机关和公安部门通报，2016 年 9 月 16 日起，海宁市环卫处收集的部分垃圾交由浙江桐乡市创洁环卫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创洁公司）处置。11 月底，创洁公司将生意转包给一名姓朱的安徽寿县人。在朱氏的操纵下，有 9747.24 吨垃圾被陆续抛入长江。
另据通报，2016 年 5 月起，与海盐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签订协议的桐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天顺公司）伙同中间商，多次将海盐县环卫中心收集的生活垃圾等有害物质 9 万余吨装运到浙江湖州、安徽芜湖等地非法填埋，或装运到长江江苏南通段等地进行非法倾倒。
由于生活垃圾产量每日增长而处理设施相对短缺，自 2014 年起，沿海地区一些城市开始将本地生产的生活垃圾运至内地的垃圾焚烧电厂进行处理。以海盐县为例，当地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发电厂早已不堪重负，" 邻避主义 " 导致新的焚烧设施无法建设，而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却仍在逐年递增。
据财新记者了解，这种贸易一般由小型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具体操作，他们被称为 " 垃圾中间商 "。这些垃圾中间商有时会注册一家 " 垃圾清运公司 " 或者 " 环保服务公司 "，而公司极少有真实资产，只需在垃圾的运出地点租赁一个航运码头。后来，这些码头添上了将生活垃圾压缩打包的机器。对于出身草根的中间商来说，一台打包机已是极大的投资。
他们首先与当地市容管理部门达成协议，随后通过私人关系协调内地省份（包括安徽、江西以及江苏部分地区）的垃圾焚烧电厂利用其空余产能处理这些垃圾，并出具电厂的 " 接收证明 "，用于向市容管理部门证明处置渠道和收取处理费用。
在市容部门给出的费用到下游电厂的入厂费之间，则存在不成比例的巨大利润空间：此次发生 " 抛江 " 事故的海宁市与海盐县市容部门分别给出的价格是 263 元 / 吨与 277 元 / 吨。而据财新记者多处询价得知，垃圾中间商仅仅支付给电厂每吨 50 元 -100 元的费用；根据路途远近不同，再支付给运送垃圾的船东每吨 40 元 -60 元不等。简单计算，差价每吨超过百元。
百元的差价，由上下游分别接洽市容管理部门与垃圾焚烧电厂的中间商分得，时而有撮合交易的掮客也来分一杯羹。凭借各自的渠道，每一位中间人可分享每吨 10 元至 20 元的利润；而为了维持送货 " 渠道 "，他们有时另需一笔费用，用于上游下游政府部门及企业的 " 打点 "。
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跨省级的固废运输需要得到省级环保部门的批准。据财新记者采访得知，生活垃圾外运贸易的目的地，无论是省级环保部门，还是与垃圾焚烧电厂对接的市容主管部门，都对外地生活垃圾的运入持否定态度。垃圾中间商一般也并不试图申请省级部门批准，而是自行其是地长驱直入。灰色操作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垃圾经过长途运输往往无法保证送入电厂，只能非法填埋或倾倒，进而带来更大的环境污染风险。
" 鲁济宁货 4155" 与 " 长虹机 568" 承接垃圾运输生意，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桩生意会走到犯罪的地步。财新记者调查发现，装货之时，他们的目的地并非长江口，而是去安徽找一家垃圾焚烧电厂，交钱卸货。然而，两条满载垃圾的船在长江流域漂流达两个月，最终朝入海口的方向驶去。
垃圾处置的 " 跨省模式 "
沿海地区垃圾处理缺口日益增长。具体到海盐县，当地户籍人口在 2016 年底达到 38 万，却从未拥有本地的垃圾焚烧电厂。
2016 年 4 月，该县为其第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公私合营模式）项目进行招标。为了打消当地群众对于垃圾焚烧电厂次生污染的疑虑，当地政府公开发文解释：海盐县的生活垃圾以往主要以外运焚烧处理为主；自 2015 年下半年起，承担当地垃圾处理的外地垃圾焚烧厂因超过负荷，不再接收海盐县的生活垃圾，海盐县目前的生活垃圾应急垃圾填埋场容量也已经接近饱和，" 新建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
然而当地政府并未轻易取得群众的理解。一些群众仍在县政府门口聚集，海盐县最后宣布该项目停止。
海宁市只有一家垃圾焚烧企业，其每日消化能力为 500 吨，仅为海宁市生活垃圾每日产量的一半。当地从业人士指出，海宁市皮革、纺织业发达，因此进入当地焚烧电厂的边角废料特多，垃圾总体的热值较高。有些地方额定 500 吨的炉子，能消耗 600 吨的垃圾，但海宁的情况做不到，"500 吨的炉子只能烧 500 吨，一点也不能再多了 "。海宁市至今也没有明确的二期工程规划。
拥有 2400 万常住人口的上海，也数次因垃圾外运造成污染。其中，上海市杨浦区绿化和市容局曾因偷倒在无锡的 1670 吨垃圾被无锡市检察院告上法庭，5 月 31 日刚刚审结，垃圾倾倒人全额承担赔偿。
今年 4 月 12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上海市反馈其督察情况。其中提到，上海市生活垃圾本应于 2015 年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处理能力达到 3.34 万吨 / 日；截至 2016 年年底，上海市的实际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只有 2.4 万吨 / 日，存在较大缺口。
垃圾跨省处置看起来事出有因，但在过剩垃圾溯江而上的整个过程中，为何出现了监管真空？
外地垃圾真的进了电厂？
外地垃圾真的进了电厂？
从长三角发达的水系顺江而上，江苏、安徽各地均有可能具备 " 闲置产能 " 的垃圾焚烧电厂。但是哪些电厂有产能闲置，同时又愿意接收外地垃圾，则依赖于垃圾中间商传递信息。
安徽淮南市西部垃圾发电厂附近的一名农户见到财新记者哈哈大笑：" 你不是第一个想给电厂送垃圾的。好多人想往里送，生活垃圾也有，工业垃圾也有。我的亲戚也来联系过我。没希望，地方政府不会批准。"
淮南西部垃圾发电厂的一名高管否认该厂曾接收浙江的垃圾。同时他对财新记者表示，生活垃圾经过长途运输，不仅容易在路途中造成次生污染，而且其中可能混杂一些工业垃圾，甚至混入一些危险废物。" 这个过程，没有办法监管。"
今年 4 月 28 日，财新记者在江苏省某垃圾焚烧电厂门口拦下一名工作人员，向其打听可否送外地垃圾入厂。这名工作人员说，过去是有的，现在管得严了，可以尝试与厂家谈判一下。" 不过，我看你谈不成。" 他善意地打量着财新记者，" 我看见他们是开着保时捷过来谈的。"
并非所有联系垃圾焚烧电厂的生意人都会吃闭门羹，至少在长江倾倒案发之前还有机会。2016 年，天顺公司与创洁公司先后获得嘉兴市海盐县与海宁市的垃圾清运处理合同，明确向政府承诺将生活垃圾外运至外地垃圾焚烧电厂。据财新记者了解，嘉兴市各地尚存在其他有类似业务的垃圾清运公司。
财新记者获得多份类似公司提交给政府部门作为凭证的焚烧电厂 " 接收证明 "，指向不同的垃圾焚烧企业。曾向安徽省运送生活垃圾的船东向财新记者描述了具体运输路线。财新记者向其中数家企业提出求证，均获得明确否认的答复。
一位通过垃圾中间商替天顺公司运货的张姓船东，曾于 2016 年 7 月末，在海盐县黄桥码头装上近千吨垃圾，按照垃圾中间商要求运往位于芜湖的绿洲电厂。垃圾中间商交给他一张复印的显示加盖电厂公章的 " 接收证明 "。但是张某将垃圾运到芜湖后，却无法卸货，只能在江面等待垃圾中间商联系新的接收地点。
这家绿洲电厂即芜湖绿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刘钦对财新记者坚称该厂没有接收过来自外地的垃圾。长江口污染事件发生以后，他所在的电厂已接受几轮调查。据刘钦说，公安部门与他核对了天顺公司提交海盐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的数份文件。" 环保局的章还是错的，是鸠江区环保局的。" 刘钦说，" 我们跟鸠江区没有关系，我们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绿洲电厂建在芜湖段的长江岸边，距离厂区约百米有一个叫 " 金江物流码头 " 的小码头。目击者对财新记者确认，2016 年夏天，确有生活垃圾在这一码头卸货，持续时间不长，但令人印象深刻。" 很臭很臭。" 一名码头工人对财新记者说，" 我们都想举报他们。"
多名参与将垃圾从浙江送往芜湖的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确实有两船垃圾在附近的长江河道上滞留至少一个星期。其中一人表示，垃圾没能送进电厂的原因是 " 量太大了 "。这些垃圾最终被送往当地一个宕口填埋，后来事情败露。
有一名安徽籍垃圾中间商告诉财新记者，跨省外运垃圾的模式最早由上海开始，后被浙江学去。越来越多的垃圾运往外地的垃圾焚烧电厂，而这些电厂所在地的垃圾产量亦有所攀升。最终，厂家不再愿意接收这些外地垃圾。生活垃圾成分复杂，其中的厨余垃圾久置会产生大量沼气。有内河航运货代曾经听说，有的船上因这些垃圾 " 死过人 "，也有人强调 " 会着火 "。
如果垃圾中间商与垃圾焚烧电厂协调不力，" 找不到卸货的地方 "，这些船只将滞留在长江江面，船东们与恶臭的垃圾日夜为伴。
张姓船东对财新记者回忆，他于去年 10 月初从黄桥码头起航，为天顺公司运送第二批千吨垃圾，七天后到达合肥，却在码头上停靠了两个月无法卸货。直到长江口倾倒案发之后的 2017 年 1 月初，海盐县警方通知他去做了笔录；然后，在海盐县人员的监督之下，他把船又开回了海盐县。这时是 2017 年 1 月 14 日了，距离他起航已过去三个月。
中标政府项目的秘密
中标政府项目的秘密
垃圾跨省转运处理基本处于无监管状态，而实际发生的此类行为大多违反行政法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跨省转移固体废物的行为，必须由移出地的省级环保部门商经接受地的省级环保部门同意。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一名人士对财新记者回忆，过去一年该省只接到过一份固体废物转入申请，而且被否决了。
" 我们垃圾焚烧行业有一句话，‘谁家的孩子谁家抱’。" 一名浙江省垃圾焚烧企业高管对财新记者表示，地方环保部门对垃圾入境焚烧普遍持反对态度。其中的原因，首先，各地的排污总量很有限，当地环保部门不愿意外地污染物进入本地焚烧厂，提高废气的排放量；其二，生活垃圾的运输气味可怕，经常影响沿途群众的生活，也令政府非常头痛。
2016 年 3 月 11 日，海盐县发布一则生活垃圾外运项目的招标公告。随后，天顺公司的一名业务员辗转找到时任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的苏建良。当地知情人士透露，该业务员向苏建良提出，天顺公司接手每吨垃圾可给予苏建良 20 元回扣。苏建良在天顺公司中标后不久被当地纪委调查。
前述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中标以后，该业务员在桐乡市对天顺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提了条件：不仅要给苏建良 20 元 / 吨的回扣，而且她本人，以及介绍她与苏局长认识的另外两名当地人士，还要再从 277 元 / 吨的处理费中分享 30 元 / 吨的好处费。这一要求令天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为震惊。他对业务员说，每吨 277 元的价格，除去各种成本恐无法承担每吨 50 元的回扣；可是谈来谈去，这人还是对业务员说，可以先操作一段时间，试一试看。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浙江籍垃圾中间商对财新记者算了一笔账，除去船费和垃圾焚烧厂的处理费用，清运公司获得的利润有一半用作打点 " 各个方面 "。
地下转包市场
地下转包市场
天顺公司和创洁公司承包海盐县与海宁市的生活垃圾外运项目之后，分别在外接洽垃圾中间商，以较低的处理费转手。两家公司彼此的 " 渠道 " 还有所交叉。
在嘉兴市各地，尚存在业务类似的其他垃圾清运公司，都是依靠向垃圾焚烧电厂输送生活垃圾的渠道获取利润。依靠彼此不同的人脉，公司之间时常转手垃圾并分享相关部门提供的处理费，直至垃圾传至最末端——直接送生活垃圾入厂的一方手中。
他们提交给有关部门的文件，包括垃圾焚烧电厂的 " 接收证明 " 与营业执照。这些 " 接收证明 " 的格式各有不同。不过，财新记者从不同渠道获得的数份文件都既没有写明垃圾焚烧电厂接收垃圾的上限，也没有写明处理垃圾收取的具体费用，只是简单说明两家公司有所联络，以此证明拥有处置垃圾的渠道。
前述安徽籍垃圾中间商对财新记者说，除了安徽垃圾焚烧行业的产能无法消化越来越大的垃圾外运需求，因为 " 货 " 源众多且交易不透明，价格变动很快，垃圾焚烧电厂掌握了调价的主动权。
这位垃圾中间商还说，内河航运比高速公路便宜，但是耗时较多，浙江到安徽需要一星期。有时在航行途中，行情已经发生变化，垃圾到了港口，电厂却拒绝再接收了。他认为，私人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对这个产业造成了影响。刚开始，一名垃圾中间商与电厂取得了联络。随后，不同人找上了同一家电厂。为了争抢空闲产能，垃圾中间商之间不仅要竞争价格，也要竞争与电厂甚至当地政府部门的私人关系，" 你认识市长，他认识区长 "。
这种私下运作，导致了整个链条的不稳定。所以才会出现前文的情状：满载生活垃圾，在盛夏季节漂在长江江面无处卸货，船东面对千吨散发恶臭的垃圾无可奈何。
2016 年 7 月，一批来自上海的建筑和生活垃圾偷倒在太湖湖畔，总量超过 2 万吨。该案已于今年 5 月开庭审理，案情同样涉及一份 " 接收证明 "。根据苏州当地检方指控，该案涉及数份以当地一个戒毒所名义出具的 " 接收土方证明 "。其中的第一份，确实是由戒毒所盖了章；其后，承包商未经同意便制造了另一份 " 接收土方证明 "，在第一份的内容上添加一句 " 建筑装潢垃圾约捌万立方 "。随后，这份戒毒所同意接收建筑垃圾的 " 证明 " 通过微信传播，引来更多来自上海满载垃圾的船只。
虽然相关案件不断曝光，江浙地区的地下垃圾转运市场仍然活跃。财新记者联络到的多名垃圾中间商仍然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确实与垃圾焚烧电厂存在协议关系。前述浙江籍垃圾中间商对财新记者说：" 你若不信，我亲自为你看管运送垃圾的车辆；到了工厂门口，我给你拍个视频，也可以请你的领导亲自到内地的工厂参观。你还不肯相信我吗？"
出路何在
出路何在
上海、浙江的垃圾外运行业陆续 " 出事 " 后，两地分别封锁了水路。前述安徽籍垃圾中间商认为，走高速公路将两地的生活垃圾运出尚存可能，走水路便是妄想：一是长江流域的船东不愿意承接这种生意；二是水路上的各个闸口严加审查，不许垃圾通过。
外运的通道堵死之后，海宁市每天无法焚烧的 500 吨垃圾送往位于当地黄湾镇钱江村的垃圾填埋场。该场早已超过其额定库容，只能一天天往上堆。当地从业人士对财新记者描述，" 就像戴了帽子 "。
海盐县也面临同样处境。除去一小部分运至嘉兴南湖区的步云垃圾焚烧厂，目前海盐县大部分垃圾都运往位于澉浦镇的阁老山应急垃圾填埋场。这里原有一个采石场，后来废弃。十余年前，采石留下的巨坑开始用作垃圾填埋。
直至 2012 年，海盐县产出的生活垃圾全部沉睡此处。2012 年之后几年，则全部运往临县平湖的垃圾焚烧厂处理。当地司机肖师傅记得，阁老山垃圾填埋场一段时间内只做 " 应急 " 之用。
垃圾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当地政府的想象。平湖焚烧厂的处理能力有限，不再接收来自海盐县的垃圾。2015 年，生活垃圾开始运往码头，再用船转运外省。
现在，由于当地人众所周知的原因—— " 在长江出事了 " ——海盐县生活垃圾的最终命运回到了原点。
今年 3 月 16 日，财新记者在阁老山垃圾填埋场看到，在约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场地之内，生活垃圾并非 " 填埋 "，而是由外及里，一层层地往高处堆。填埋场的中间部分盖着蓝色的塑料薄膜，用以减少气味挥发。一位垃圾运输车司机指着深处大片未覆盖薄膜的垃圾说，那些是今年刚堆起的。
填埋场的管理员是一位海盐县本地妇女。她每天在这里工作六个小时，负责给进出的垃圾车过磅、统计重量。对这里的垃圾现状，她也颇感无奈。" 政府会想办法的。" 她一边驱赶着办公室里飞舞的苍蝇，一边对财新记者说道。
附近的村民对这座填埋厂颇有怨言。他们说，一到气温高点并有风的日子，方圆几里之内都是垃圾腐烂的气味。" 风往南边吹，南边的村子就遭殃，风往北边吹，北边遭殃。连小孩子都会嚷嚷臭死了。" 一位村民形容。
由于阁老山垃圾填埋场的容量问题，海盐县正把这里的一部分垃圾外运至杭州临安的焚烧厂处理。杭州的一位卡车司机需要每天四点起床，开着载重 12 吨的垃圾运输车在阁老山与临安之间往返两趟。
从跨省外运的角度看，即便当地环保部门可能放行，一些垃圾焚烧厂已经从刚投产时缺少垃圾逐渐转向了产能饱和。
" 我们是芜湖的企业，芜湖的垃圾烧不完，能烧外地的垃圾吗？" 绿洲电厂的刘钦对财新记者说。绿洲电厂是芜湖市惟一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消化能力仍然不能满足当下芜湖的需求。目前，芜湖的市容部门被迫将部分生活垃圾送往本已废弃的芜湖市垃圾填埋场。
前述淮南西部垃圾发电厂高管表示，安徽省的垃圾焚烧产能从未过剩，而是不够。暂时的过剩现象，是农村地区暂未实现生活垃圾全部上收。
垃圾处理设施的产能与垃圾的产量比拼增长速度。刘钦告诉财新记者，芜湖正在建设第二家焚烧厂，其最终的规模是 2400 吨，与绿洲电厂的正常产能合计为 4450 吨；目前，芜湖市生活垃圾产量为平均每日 2500 吨左右。如果第二焚烧厂的全部产能在 2017 年底之前投产，短时间内将出现产能的富余。
两家垃圾焚烧厂分别属于国内不同的垃圾焚烧龙头企业。届时，哪一家厂会 " 吃不饱 "？既然其他地区有迫切需求，是否允许正规地接收外地的垃圾？" 这是我的一块心病了。" 刘钦说。
刘钦坦言，如果允许，他并不拒绝接收外地垃圾。" 今年年底，第二家焚烧厂的 2400 吨就全部上来了，我们肯定会有缺口的，而像嘉兴、上海那边，他们的垃圾可能过剩。为什么不能拉过来烧？当然，烧的过程当中，工厂要达标排放，政府还要加大监管力度。"
在刘钦的印象里，外地垃圾到环保局办理备案，本地环保局几乎 " 不可能同意 "。" 当地要求的备案核准，其实就是限制。"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跨地区垃圾转运焚烧能在政府的协调、监管下进行，偷倒就可以尽量避免。
" 还是需要用很大力度去做跨区域协作。" 刘钦说，他曾经去欧洲考察，发现英国把垃圾运到瑞典去焚烧，产生的飞灰运到挪威去填埋。他认为这是根据各地不同的环境条件所选择的最环保方案。■